談1933年棉麥借款——論中美經濟橋梁的建立
摘 要：1933年，南京國民政府同美國簽訂《棉麥借款合同》，美國給予中國棉麥借款，這是美國從自身利益出發(fā)的、不公開的變相經濟援助，但它也是中美經濟取得聯(lián)系的橋梁，也是兩國逐漸走向政治、軍事聯(lián)合抗擊日本的行動的開端。
關鍵詞：棉麥借款 國民政府 羅斯福政府
一、戰(zhàn)前的國際形勢
1929年10月21日，紐約證券市場股票價格暴跌，以此為標志，一場空前嚴重的世界經濟危機拉開帷幕。危機從美國開始，迅速席卷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此次經濟危機是歷史上最深刻、最猛烈、破壞性最大的一次生產相對過剩危機。這次危機，導致了嚴重的政治危機。各國國家政局動蕩，政府頻繁更迭，為解決這些經濟、政治危機，各個資本主義國家采取了各種挽救措施，導致了世界局勢自一戰(zhàn)以來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繼而導致了二戰(zhàn)的爆發(fā)。
在亞洲，由于各國應對危機的政策不同，導致了亞洲戰(zhàn)爭策源地的形成。1929年經濟危機，給經濟基礎脆弱的日本以沉重打擊，1931年，危機在日本達到頂峰。據統(tǒng)計，這一年，日本工業(yè)總產值比上一年下降32.5%，對外貿易額減少40%，失業(yè)人口達300萬。[1]（P190）深刻的危機導致了日本國內外矛盾尖銳，為了擺脫困境，趁著西方各國應對本國經濟危機的時機，決心侵略中國東北。東北地區(qū)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各種礦物資源儲藏量大，因此日本將目光瞄準這里，力圖使東北成為它的獨占市場，以緩和國內政治經濟危機。經過精心策劃與準備，日本于1931年悍然發(fā)動“九一八事變”，隨后，于1932年發(fā)動了“一二八事變”，矛頭對準了淞滬地區(qū)。國聯(lián)在接到中國的申訴后，派出李頓調查團，日本以李頓調查團的決議與其意見有別，退出國聯(lián)。亞洲戰(zhàn)爭策源地形成。戰(zhàn)爭策源地的形成，標志著一戰(zhàn)以來確立的國際關系格局被打破，德意日等國，逐漸向一起靠攏，他們打著反蘇反共的旗號擴張。隨著幾個主要法西斯國家的政策明確，蘇英美法各國都感受到了法西斯擴張行為的威脅�；靵y中的中國形勢使各國在對待中國問題以及對待日本侵華問題上的態(tài)度及其轉變�！ �
二、國民政府借款政策的背景
前文已經提及，深受經濟危機之困的日本，于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關東軍炸毀沈陽南的柳條湖鐵路，反誣是中國軍隊破壞，以此為借口悍然發(fā)動“九一八事變”，次日日軍將沈陽全城占領。此后，日軍迅速占領遼寧、吉林、黑龍江東北三省。隨后，于1932年1月28日發(fā)動了“一二八事變”，將目光對準淞滬地區(qū)。占領東三省后，日本侵略者得隴望蜀，又覬覦關內。九·一八事變后，國民政府采取依賴國聯(lián)的外交方針，數十次拒絕了日本方面直接與中國交涉的要求。為使中國就范，日本施加了強大的軍事壓力。1933年1月1日，日軍進犯山海關，二月中旬進犯熱河。中國軍隊雖奮力抵抗，但由于南京政府未作充分準備，以至節(jié)節(jié)后退。在此情況下，南京政府連忙謀求列強“調�！�，但未成功。而中國兵力、財力又不足于繼續(xù)戰(zhàn)爭，這迫使南京政府放棄了不與日本政府直接交涉的立場。而此時國聯(lián)已經通過決議譴責日本，南京政府反又自愿與日本直接交涉，這在國聯(lián)中造成極壞影響。5月31日，中日簽訂《中日塘沽協(xié)定》，中國默認了日本對我東三省和熱河的占領以及以長城一線為“滿洲國”的“國界”，使中國喪失了對于冀東二十二縣的完全統(tǒng)治權。從此，華北門戶洞開。
三、棉麥借款的經過與內容
面對民族危機的加深，國民政府內以宋子文(時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為代表的一部分親英、美人士迫切希望依靠英、美力量遏制日本。之所以如此考慮，因為此時南京國民政府收入減少、支出增加，面臨著嚴重的財政困難。30年代初國民政府財政緊缺到“每月收支相抵不敷之數常達一千五六百萬元”， 1932年下半年和1933年上半年“實為兩會計年度內最困難之時代”，財政極為窘迫。[2]與此同時，深受世界經濟危機困擾的各國紛紛向中國傾銷商品，經濟危機也波及到了中國。危機引起了國民政府內部一部分人的強烈不滿，他們主張停止對日妥協(xié)，積極向英美尋求幫助，以制衡日本的侵略勢頭。而宋子文就是其中杰出代表。
1933年4月中旬，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宋子文開始了他長達四個月之久的歐美之行。5月初，宋子文抵達美國。他擬向美國商借兩筆數目各為500 萬美元的信貸，以便購買小麥和棉花。宋子文欲借棉麥借款首先建立與美國的經濟聯(lián)系，在此基礎之上拉攏更多的政治力量，建立一個反對日本的“世界同盟”，在國際上為中國創(chuàng)造更多有利的空間。
羅斯福經過與宋子文的會談，最終同意了借款。5月26日，宋子文與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在華盛頓簽定了《棉麥借款合同》。其主要內容有：“中國向美國財政善后公司借款5000萬美元。其中4/5用于購買美棉，1/5用于購買美麥；麥款中至少應有40%用于購買面粉；年息5%；限還本總期五年；棉麥的海運業(yè)務應有半數以上由美國有關公司承辦等�！盵3]（P411）7月14日，國民政府立法院批準了該合同。
但中國當年棉麥豐收，用量自給相差甚少，而大批美國棉麥輸入，使國產棉麥的供銷受到沖擊，農民損失慘重�？梢�，此項借款確實沉重打擊了中國經濟。但是，如果我們從對日外交的角度觀察，便可以發(fā)現，這項借款合同的簽定，是美國對中國抵御日本侵略作出的一種援助姿態(tài)。它應該是南京政府外交上一項成功的舉措。
四、棉麥借款的意義：一座經濟橋梁的建立
棉麥借款在中美之間建立了一座經濟聯(lián)系的橋梁。就棉麥借款本身來講，它是一筆具有開創(chuàng)意義的借款。首先，就中美兩國而言，從1927 至1933年，美國一直不愿以政府貸款形式援助中國。此次中國政府的借款，為美國穩(wěn)定國內市場行了方便。通過此次借款，兩國政府的互信，為中美兩國政府之間持續(xù)的經濟往來打下基礎。第二，棉麥借款采用了實物借款的形式，這是與以往借款的模式不同的，中國使用借款在美國購買棉麥，然后運至國內銷售，以此種方式獲取資金來購買各種物資。這是一種新型借款模式。這種以貨易款的模式成了此后中美借款的范例，數年后的中美桐油借款、滇錫借款和鎢砂借款等無不遵從了這樣一個模式，尤其是桐油借款，更是在續(xù)借棉麥借款的基礎上達成。中美兩國政府之間通過一種新的模式建立經濟上的聯(lián)系，使美國更廣泛的利益伸向遠東，并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逐漸走向政治、軍事聯(lián)合抗擊日本的行動路線，棉麥借款就標志
1933年的中國政府，內外交困，急于阻止日軍進攻，爭取外援，中國棉麥借款是國民政府中親英美派在聯(lián)合歐美的方針之下，為挽救民族危亡，抵御日本侵略而采取的一個步驟。它的提出雖是為解決財政上的困難，實施的著眼點卻是在聯(lián)美抗日這一層面。實質上是以經濟上的聯(lián)系來建立政治上的共同利害關系，從而將美國力量引入遠東，使它成為中國潛在的朋友，從而達到制約日本侵略的目的。美國政府也正欲遏制日本，雙方一拍即合，簽定了《棉麥借款合同》。它應該是中美經濟取得聯(lián)系的橋梁，也是兩國逐漸走向政治、軍事聯(lián)合抗擊日本的行動的開端。
五、羅斯福政府的考慮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20—30年代，美國外交的實行基本方針是孤立主義與非軍事干涉。即使在中國抗戰(zhàn)的前兩年，美國對華援助仍然是消極冷淡的。
1933年羅斯福上臺后，全力以赴推行“新政”，以實現國內的經濟復興、社會救濟和政治穩(wěn)定。對于中日爭端，羅斯福和赫爾總的說來基本上推行了一種任隨事態(tài)發(fā)展的消極的不介入、不干預的政策。他們力求避免與日本的沖突，甚至還想在某種程度上改善美日關系，在對華關系方面，美國處處小心，事事謹慎。直到羅斯福發(fā)表“檢疫隔離”演說，對日態(tài)度才開始強硬。他把戰(zhàn)爭比作瘟疫，把人民反對站在爭取和平比作檢疫隔離方式。指出：世界戰(zhàn)爭瘟疫正在蔓延，“當肉體傳染病開始蔓延的時候，社會人民同意并協(xié)力把瘟疫患者進行隔離，以保護社會的健康”。[4]（P154）次日，美國國務院發(fā)表聲明，承認日本的行動破壞了九國公約，但這也只是“大聲的警告，如此而已”。[5]（P214）
那為什么美國同意了中國提出的棉麥借款呢？這首先是為了應對經濟危機。
從當時美國的遠東戰(zhàn)略來看。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在中國東北排斥他國經濟勢力，而東北在經濟上是美國對華貿易的重要市場。1929年美國對東北貿易總額為3581萬4千海關兩，占美國對華貿易總額的10.3%。[6]（P320）而且日本對中國東北的軍事侵略，是對美國牽頭簽署的《九國公約》和《非戰(zhàn)公約》的嚴重侵犯，直接涉及美國的國際威望。因此美日矛盾再次激化。當時美國國務卿史汀生曾表示：“我們可能將不得不對日本采取斷然的積極立場�！盵6]（P321）
因此，當宋子文提出了棉麥借款后，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對此進行了通盤考慮，基本出發(fā)點有兩個：一是從經濟角度，銷售多年積壓的剩余棉麥，以挽救農業(yè)危機；二是出于遠東地區(qū)政治上的考慮，即對潛在的日本對中國華北的侵略做出美國的反應和準備。他與宋子文抵美后的首次談話中，詢問了中國華北戰(zhàn)事的情況，這表明羅斯福雖然大部分精力關注于國內危機的處理，但仍然不失時機了解國際尤其是遠東局勢，希望以對華棉麥借款的方式給中國以政治上的支持，給日本以警告。棉麥借款的考慮被包含在遠東大局的長遠把握之中。羅斯福之所以這樣做，主要出于以下考慮：
首先，美國政府積極促成這筆借款是為解決國內農業(yè)危機。一向保守的赫爾也曾直言，這筆借款，即使中國不主動要求，美國也會這樣做，目的是幫助美國穩(wěn)定國內價格。[7](P508)由此可知，美國的首要考慮是為了應對國內危機。
其次，此次棉麥借款采用了實物借款的形式，即中國使用借款在美國購買棉麥，然后運至國內銷售，以此種方式獲取資金來購買各種物資。這就既幫助美國銷售了國內剩余的產品，又幫助中國快速商定了借款，互通互利，相對于純資金往來的抵押借款，它更容易使借貸雙方都感到滿意。棉麥借款使中美兩國政府之間通過一種新的模式建立經濟上的聯(lián)系，使美國更廣泛的利益伸向遠東。但由于當時美國窮于應付經濟危機，也無力對日采取更強硬的措施，才選擇了這樣一個比較隱晦的方法。這樣，美國不惜觸怒當時最大的美棉主顧日本而向中國貸款，其政治目的顯而易見。
由此可見，抗戰(zhàn)前期，美國對中國的棉麥借款，是一種從自身利益出發(fā)的、不公開的變相經濟援助，它是中美經濟取得聯(lián)系的橋梁，也是兩國逐漸走向政治、軍事聯(lián)合抗擊日本的行動的開端。
參考文獻：
[1]方連慶等主編：《國際關系史現代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2]孔祥熙：《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及二十二年兩會計年度財政報告》，《國聞周報》1935- 12- 20，轉引自張士偉：《棉麥借款、親英美派與中美經濟關系的初步建立》，《中國史研究》，2008年第24期.
[3]石源華：《中華民國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羅斯福選集》，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5]《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
[6]汪熙：《中美關系史論叢》，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320頁.
[7]Memorandum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10, 1933,FRUS, 1933, vol.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