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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chuàng)作始終未曾脫離俄羅斯正教文化語境。其《罪與罰》中拉斯柯爾尼科夫既是一個深深浸染正教文化的典型形象，同時又肩負著“一般人”的精神特征。這兩種身份之間的悖謬與統(tǒng)一使其精神在掙扎中遵循著回歸式的路線，最終走向復(fù)活。然而，基督教文化的啟示性在使其靈魂頓悟的同時，卻無法回答現(xiàn)實對其提出的種種詰問，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其生命本質(zhì)意義上的悲劇性。而這正顯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人類極富悲劇性的形而上的存在方式的思考。
論文關(guān)鍵詞：拉斯柯爾尼科夫,悲劇性,形而上,精神歷程

　　一、神性之光與世俗之心

　　在《罪與罰》中可以看到，其主人公拉斯柯爾尼科夫的精神世界里明顯存在著兩種精神流向，即神性意識與世俗之心。這兩種精神之流在拉斯柯爾尼科夫身上的相互作用使此形象獲得了頗有價值的闡釋空間。

　　拉斯柯爾尼科夫作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一個重要形象，深深浸透著陀氏的文化心理與思想痕跡。眾所周知，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在一個具有濃厚的宗教意識的家庭，母親經(jīng)常給孩子們講述《圣經(jīng)》方面的故事，所以基督教文化的神性啟示與原罪意識早在其心中埋下了種子，他在獄中惟一與之相伴的也只有《圣經(jīng)》。由此，作家的這些經(jīng)歷釀就的精神氣質(zhì)也深深地附著在其筆下的人物身上。

　　首先，拉斯柯爾尼科夫作為生活在俄羅斯民族之中的大學(xué)生，深受正教文化的影響，其行為處處表現(xiàn)出趨善傾向。比如他熱心幫助生病同學(xué)，并在其病故后照顧其老父；勇敢地從火中救出孩子，絲毫不顧及自己被燒傷的危險；他甚至在自己已窮得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把身上僅有的錢贈予了馬爾美拉多夫一家……由此皆可見其身上神性光輝的底蘊。

　　正教文化對拉斯柯爾尼科夫的影響還表現(xiàn)在其殺人之后。正教文化賦予其精神本質(zhì)以內(nèi)在的神性，盡管他以“超人哲學(xué)論”及各種理由來論證殺人的合理性并以此來說服自己，但內(nèi)在的神性依然以其強大的感召力使其體驗著罰的力量。此時，失去了對萬能之神上帝的信仰之后的拉斯柯爾尼科夫同時也失去了對生命本體之絕對價值的追尋，靈魂走向墮落。而按東正教會的說法，“墮落的后果是：從人的精神方面來看，離開了上帝的賜福，人就會出現(xiàn)精神死亡以及精神世界中所有力量都會枯竭：從肉體方面來看，人表現(xiàn)為生病和肉體死亡。”[2](p86)這兩種傾向同時出現(xiàn)在殺人之后的拉斯柯爾尼科夫身上。殺人之后，他大病一場神智不清，性格更加孤僻，經(jīng)常陷入內(nèi)心激烈的沖突之中，甚至表現(xiàn)出對世俗倫理及親情的棄絕，完全脫離了正常的生活和思想軌道，但在自我的精神困頓之中他本能地企盼著一種救贖的力量。最終，拉斯柯爾尼科夫在即將失去人性和道德的邊緣找到了心靈的平衡點，即受難、愛和上帝。在苦難與信仰的代表索尼婭的感召下，拉斯柯爾尼科夫終于回歸信仰，皈依宗教，無怨無悔地接受了道義上、良心上的懲罰，重新戴上了苦難的十字架，走上了贖罪的道路，以求通過自覺地受難，屈從于上帝，以此獲得痛苦的滿足與自我的肯定，從而實現(xiàn)了道德的完善、人性的完美和靈魂的凈化。

　　然而，在拉斯柯爾尼科夫身上，又表現(xiàn)出其背離母語文化傳統(tǒng)之后的“一般人”的精神特征。生活在凡俗人世的拉斯柯爾尼科夫，集中體現(xiàn)了世俗之人在生活中的種種矛盾與掙扎。對此，魯迅曾說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個個拉了不幸的人，考問給我們看。”[3] (p56-p58)而拉斯柯爾尼科夫正是這樣一個不幸的人。他是一個大學(xué)法科學(xué)生，但貧病交加以至退學(xué)失業(yè)，無以為生，又向來自視甚高、孤僻、自傲；他幻想成為一個蔑視一切法則的拿破侖式的超人，要成為統(tǒng)治者，要視人民為“虱子”。同時，他又有著善良的天性，同情一般人的痛苦，要為大眾造福。眾所周知，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處的時代正是俄國農(nóng)奴制走向衰落、資本主義逐漸確立的時期，整個社會呈現(xiàn)出混亂與矛盾的現(xiàn)象，生活在這一時代的每一個有良知的人都會對社會之惡有敏銳的感受力，都會在不同的思想基礎(chǔ)上提出自己對社會的看法并導(dǎo)出行為。拉斯柯爾尼科夫作為一個敏銳而深刻的知識分子更是如此，在面對社會之惡與自身悲慘的現(xiàn)實時，僅僅依靠對上帝的信仰已不能在精神上使其獲得普遍性真理。殘酷的現(xiàn)實與其理想抱負之間的悖謬造就了其心理上變態(tài)的不協(xié)調(diào)，也形成了其殺人犯罪之后又同情和幫助窮人的行為上的悖謬。

　　由此可見，拉斯柯爾尼科夫始終游走在母語文化傳統(tǒng)與社會人兩種角色之間，兩者之間的悖謬與統(tǒng)一也導(dǎo)致了其思想與行為的不協(xié)調(diào)，從而使其精神在走向復(fù)歸的同時又有所背離，也使其精神歷程的本質(zhì)意義獲得雙重的闡釋空間。

　　二、由“罪”及“罰”的悲劇之旅

　　《罪與罰》的第一章，作者著重寫“罪”、罪惡產(chǎn)生的緣由以及在此過程中拉斯柯爾尼科夫的種種掙扎。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故事的發(fā)生定格在酷熱異常的七月。孤獨成性、自傲又自卑的大學(xué)生拉斯柯爾尼科夫面對退學(xué)失業(yè)的困境，走投無路。在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彼得堡干草市場上的所有貧窮與罪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身處其中的拉斯柯爾尼科夫更是處于崩潰的邊緣。他走在街上滿眼看到的都是罪惡：被騙少女衣衫不整蹣跚地走在路上，身后跟著心懷不良企圖的男人；酒館里是以馬爾美拉多夫為代表的熱病般的呼喊“您可知道，先生，您可知道，一個人走投無路的時候，這是一種什么樣的境遇��？”[4](p22)這一切折磨壓迫著這個青年的神經(jīng)，憤怒、恐懼、憂郁、狂躁等各種隱秘的情感一起涌上心頭。而母親的來信更是把其精神推向其難以負荷的頂峰，心愛的妹妹杜尼婭為了成就哥哥的夢想與人生犧牲自己，準(zhǔn)備嫁給一個奸詐無比的商人，變相地出賣自己。在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把難以負荷的痛苦一起壓在了拉斯柯爾尼科夫身上。葉爾米洛夫曾這樣解釋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待痛苦的態(tài)度：“在這位極度主觀的作家的永遠采取充滿陰沉的憂慮、熱病似的彷徨和動搖、對生活的混亂與黑暗的難以消除的恐懼的作品里，鐫刻著一顆偉大然而病態(tài)的靈魂的悲傷的歷史，這顆靈魂為人類的苦難痛苦、絕望-------名副其實的絕望，就是說，喪失了期待、夢想、青春的憧憬。”[5] (p1)拉斯柯爾尼科夫即處于這樣絕望的人生境地，殘酷的現(xiàn)實使其喪失了對未來的所有期待，青春的夢想也全然幻滅在黑暗的角落里。

　　此時，我們可以深刻感覺到作者對罪惡的本源性的體察和認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感不僅是基督教懺悔意識的反映，同時也是對自身無法超越既有現(xiàn)實，從而無法徹底在信仰層面獲得真理所表示的不安”[1](p22) 作為陀思妥耶夫斯基之精神產(chǎn)物的拉斯柯爾尼科夫即是處于此種境遇之中，在他的惶惶不安的心靈中各種隱秘情感的支配下，自身母語文化的信仰面對著殘酷的現(xiàn)實顯得不堪一擊，不能使其思想獲得普遍性的真理繼續(xù)生存下去，他的精神也至此開始流浪，越來越遠離其既定的軌道。此章內(nèi)容給我們的感覺就是：社會現(xiàn)實的雙重性導(dǎo)致了拉斯柯爾尼科夫人性的扭曲和墮落，引導(dǎo)他走向喪失人性和道德邊緣。一方面，他從小就接受母語文化傳統(tǒng)（即東正教文化）和社會理想的教育，形成了其人性中趨善的一面；另一方面，他被貧窮壓得喘不過氣來，被迫輟學(xué)，躲進斗室，連房租也交不起，房東已不再給他伙食，他忍受饑餓，房東還要把他趕出去……可以說拉斯柯爾尼科夫已無法在這個社會繼續(xù)生存下去。于是，拉斯柯爾尼科夫的意識里便有了惡性本能的膨脹，他的人性和靈魂開始走向墮落。

　　而墮落的后果即產(chǎn)生了”惡”以及其精神與信仰的淪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