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種族與女性性別敘述中的“生活”與“生命”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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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導讀:：沈從文的小說《月下小景》與《主婦》可以代表其小說世界里“種族”與“女性”的兩個題材，在“種族”與“女性”的敘述維度中，作者現(xiàn)實與文本隱含的“生活”與“生命”觀多有抵牾，充滿了潛在寫作的無意識悖論。
論文關(guān)鍵詞：沈從文，種族，女性性別，生活，生命
關(guān)于沈從文“生活”與“生命”的主題研究，沈從文研究專家凌宇在其《沈從文的生命觀與西方現(xiàn)代心理學》中有十分詳透的闡釋，凌宇認為：“下意識心理描寫是沈從文創(chuàng)作中常見的節(jié)目。弗洛伊德心理學對沈從文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事實。然而,在以生命觀為核心的人生觀及其創(chuàng)作的主體走向上,沈從文沒有走向弗洛伊德主義。他對“生活”與“生命”的詮釋以及對鄉(xiāng)村各種生命形式的探尋與發(fā)現(xiàn),顯示出他對人生的心理學觀察角度,并與20世紀50年代興起于西方的心理學第三思潮——馬斯洛心理學取同一立場”[1]30，“生活”和“生命”在沈從文的話語系統(tǒng)中有特定內(nèi)涵，與“生活”是“人類的全部活動”而“生命”是“人作為生物存在的所有特征”[1]33的一般理解不同，沈從文的“生活”是非神性的存活，而“生命”卻是具有神性色彩的對人類遠景的凝眸。本文以小說《月下小景》和《主婦》為例，從沈從文在現(xiàn)實生存境地中遭遇的心理糾結(jié)出發(fā)，去同態(tài)觀照其小說中種族與女性性別敘述中“生活”與“生命”的命運糾葛，從而更好地去理解沈從文復雜的創(chuàng)作情懷。
一、沈從文“生活”與“生命”的現(xiàn)實變奏
沈從文生于避遠自足的湘西世界，可謂“清風吹不起半點漪瀾”。當“五四”狂飆的余波尾焰點觸這座邊城蠻地時，沈從文還是一個土兵，度著近乎“人類童年期”的原始心態(tài)生活�？礆㈩^，也不格外觳觫地驚懼，甚至伴著一種耍戲樣孩童的天真，猛踢“尸頭”三五腳，從中尋求一種并非“生活”殘酷印象的樂趣，直至憑著鄉(xiāng)下人固拗的精神勇氣走入北京，“開始進到一個永遠無從畢業(yè)的學校，來學永遠學不盡的人生”時，他才知性地發(fā)現(xiàn)以往生活貧簡、荒陋的全部血腥之處，也才懵懂地開始做起一個要求“生命”精粹圓全的夢來。初到北京的他，以一種“生命”尊嚴的頑強氣性，要度“生活”四面楚歌的“寒冬”。一個連新式標點都不知曉的“愣小子”，一個想上大學卻在應(yīng)考中對國學“一問三不知”的“傻小子”，一個住在儲煤間（沈從文自嘲“窄而霉齋”）、冬天以單棉衣作被的“窮小子”，要開始閱讀、“熟習”社會這本大書了，要“把自己跌進一個陌生世界里去明白一切”[2]6，并且雄糾糾、氣昂昂想望以一種樸素單純的“生命”態(tài)度來成就一個呆頭呆腦“鄉(xiāng)下人”“專業(yè)作家”的偉夢了，揆度其本真的心志：為的卻是年青人明天莊嚴、合理的“生活”。“我既然預備從事寫作，就抓住手中的筆，不問個人成敗得失，來作下去吧”[3]2。最促迫棘手的事當然是“應(yīng)付生活”，雖然本可以向居住在北京的表親和遠親請以援手，但“鄉(xiāng)下人”內(nèi)在“生命”蠻勇的頑韌氣分拒絕了這種“嗟來之食”不體面的誘惑，就算有一頓沒一頓，就算趕場朋友熟人中作不速的食客，也在“生活教育”中自得其樂，贏得了最本在“生命”圓實吁求的懌悅。
在自學苦讀的磨礪中沈從文有了第一篇稚拙“習題”的“尖兵”問世，從此便一發(fā)不可收拾，對于創(chuàng)作“生活”，“鄉(xiāng)下人”寧愿在章法外失敗，也不愿在章法內(nèi)成功，這種逼心不撓的理念正是其對藝術(shù)“生命”天然崇奉的守執(zhí)。度過為教學而粗率“標新立異”一大堆東西的小說“習題試驗”，沈從文從最親魂的本土沅水流域獲得了藝術(shù)極致的靈心妙感，《邊城》便是以“生命”生花之筆素繪湘西自然人情“生活”式樣最美麗、最成功的嶄獲。命運女神的眷顧并沒有戛然休止，當教授了，成作家了，名譽如日中天，愛情也喜獲豐收，“生活”對沈從文遲到的愛激發(fā)了他文學“生命”最粹美的潛能，《湘行散記》在向“黑俏”新婦靈魂甜語的真與夢的編織中散發(fā)出一種對一草一木具像“生活”無比溫情、溫暖的感動，這就是“美麗得令人憂愁”的“生活”與“生命”水乳交融的詩。經(jīng)逢革命與抗戰(zhàn)社會生活大背景的轉(zhuǎn)捩，思想有些“頑固保守”的沈從文“似乎當真變成了一個自辦補習學校中永遠不畢業(yè)的留級生”[3]4，他看到了真實的凄慘、悲壯的死亡與犧牲，卻永遠不明白記住了“時代”卻忘了“藝術(shù)”的“差不多”、“平均數(shù)”文學作品與這種時代“生活”精神的偉烈到底是否完全一體化“生命”天然的和諧，雖然在《湘西》中也在為“生命”圓美的夢作著“生活”堂吉訶德式的道德努力，雖然在《長河》中也在為“生命”圓美的夢作著對“新生活運動”無情嘲弄的抨擊，然而一旦政治“紅色”閃電把他并不寬容地拘勒暴撻，他的“生活”即刻病瘁，他的“生命”也跟著委頓，一個寄注“野”與“夢”的詩意傳奇溘然徂逝，只有等到埋醉于《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精神春天代償氣候時，沈從文的“生活”庶幾重獲靈動，因了永不滅熄、“跛者不忘履”的內(nèi)在詩情，沈從文曲線救“心”，將“生命”滄桑擎起，“可以說，他的前半生的文學創(chuàng)作和后半生的文物研究，都是源于他的藝術(shù)個性，源于他的經(jīng)歷，實屬同一個藝術(shù)家生命流程中的兩條支流。他用自己的生命，或用文字去創(chuàng)建一個藝術(shù)世界，或去研究那顏色、絲線、青銅、泥土、木石所組成的物質(zhì)文化世界、物質(zhì)藝術(shù)世界”[4]188，雖然大概只不過是靈魂上一個“美麗而蒼涼的手勢”。
幾乎像所有藝術(shù)家一樣，沈從文過著一種內(nèi)在的雙重生活，“所謂藝術(shù)家的雙重生活，就是指他們過的一種雙重身份、兩種人物的生活。他們生活于現(xiàn)實世界，又生存于自己構(gòu)想的藝術(shù)世界”[4]11-12。“現(xiàn)實”是“生活”的，而“藝術(shù)”是“生命”的，沈從文窮力于“用人心人事作曲”人文歷史論文，矻矻孜孜為“生活”、“生命”疲癃鏖戰(zhàn)，仿佛永遠在靈魄上“訓練自己達到將來更完全”。當我們憶起沈老晚年對自己一生懷憶返顧的話語：“我生命中雖還充滿了一種童心幻念，在某些方面，還近于嬰兒情緒狀態(tài)，事實上人卻快八十歲了。近三十年我的寫作生命，等于一張白紙，什么也沒留下。事實上卻并不白白過去”[3]6，我們總會為這個創(chuàng)作了如許“孤獨的紀念碑式”作品的善良老人“相當長，相當寂寞，相當苦辛”、在“生活”與“生命”之間離奇故事一般堅卓營求的一世唏噓不已。
二、種族中“人”的“生活”與“生命”
《月下小景》：由于有兩種少數(shù)民族的血液在沈從文身上流淌（沈從文的親祖母為苗族，其母親為土家族，他身上混合著漢族和少數(shù)民族的血液），沈從文對于勢卑位弱的少數(shù)民族種族（主要指苗族）之文學呈現(xiàn)便有了格外復雜歷史生命記憶、文化心理意識悲憫的傾心，朱光潛分析其《邊城》時說到它“表現(xiàn)出受過長期壓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數(shù)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憂隱痛”[5]27，《月下小景》也是這種表現(xiàn)的鮮明一例。少數(shù)民族與漢族的道德文化博奕在沈從文的創(chuàng)作中同時也便有了精神指向上“是丹非素”的情感用武場，從某種正確的立場而言，“沈從文家鄉(xiāng)的邊區(qū)居民和部族人民能夠引來典型的青春和活力，引來超越西方文化和中國舊知識階級的僭越的文明力量”[6]5，這在其小說《媚金、豹子與那羊》中體現(xiàn)得尤為清徹的分明：
“地方的習慣是消滅了，民族的熱情下降了，女人也慢慢的像漢族女人，把愛情移到金銀虛名虛事上來了，愛情的地位顯然已經(jīng)墮落，美的歌聲與美的身體同樣被其他物質(zhì)戰(zhàn)勝成為無用的東西。”（《媚金、豹子與那羊》）[3]58
作者將“女人也慢慢的像漢族女人”作為褒貶意指上近乎奚落式的詛咒，將少數(shù)種族純真、圣潔的自足德性崇尚為至高無上精神圖騰般的“社會集體想象物”來抵制漢文明任何方際自尊上的污瀆。這種種族上的二元對立態(tài)度自然也涵蓋于作者另一對重要的精神范疇之中：即“生活”與“生命”。從某種意義而言，在沈從文的文學世界里，漢族便是追尚“生活”的代表，而少數(shù)種族卻是追求“生命”的典范，“生活”里盡是卑猥的物欲利害計算，而“生命”卻可以鑄造高貴的多方品格。有了這種人性文化的兩相參照，作者的冰炭愛憎情懷便如白雪一樣了然。誠如我們所知，湘西是一座“歷史”從來“不動心”問津的“邊城”，而“邊城”里的少數(shù)民族聚落更是不開化“邊城”的“邊地”，就像《月下小景》中所描述：“傍了××省邊境由南而北的橫斷山脈長嶺腳下，有一些為人類所疏忽、歷史所遺忘的殘余種族聚集的山寨。他們用另一種言語，用另一種習慣，用另一種夢，生活到這個世界一隅，已經(jīng)有了許多年”[3]396。雖然文化原始落后，然而這個殘余的種族卻有一個本族“英雄人”追趕日月的傳說，英雄為了本族人未來的遼長幸福突然有一個偉大的愿心沖動——意欲征服主管日月運行的神，“勒迫它們在有愛情和幸福的人方面，把日子去得慢一點，在失去了愛，心子為憂愁失望所嚙蝕的人方面，把日子又無能為力得快一點”，最后“人雖追上了日頭，卻被日頭的熱所烤炙，在西方大澤中就渴死了”，在這種近乎悲壯的神話義舉中征示了這個少數(shù)種族一種雄強偉岸的生命力夢想。形成文本音樂協(xié)奏的是，有了“英雄”的神上祖先，便自然會有“英雄”的人間后代，在“無盜賊，也缺少這個名詞”的本地方土人中就有這么一對“人性與自然契合”的癡情美麗好兒女——寨主獨生子儺佑和他的少女戀人。在溫柔清瑩的一派月光底下兩情人喁喁蜜語，正享受著“生命”純?nèi)痪`放的幸福與感動無邊。這種愛情“生命”的綻放是通過“走馬路”戀媒的唱歌完成的，就像作者在其另一小說《龍朱》中所詮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