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舜徽的《中國文獻學》概述
摘要：張舜徽所著《中國文獻學》一書內容豐富，結構合理。本文主要通過對該書產生的時代背景，內容體例，時代意義等方面進行評析，從而了解他的學術觀點，學科貢獻，以及揭示該書的學術價值。
論文關鍵詞：張舜徽,中國文獻學
“文獻學”一詞始見于1920年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中所言“全祖望亦私淑宗羲，言文獻學者宗焉”。1930年，鄭鶴聲、鄭鶴春兄弟所著《中國文獻學概要》首以“文獻學”標著書名。時隔半個世紀后，又有三部文獻學著作相繼問世。王欣夫的《文獻學講義》，吳楓的《中國古典文獻學》，張舜徽的《中國文獻學》。三者成鼎足之勢，促使文獻學的新發(fā)展，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當屬張舜徽所著的《中國文獻學》。
1 簡評《中國文獻學》的學術價值及影響
張舜徽（1911-1992年），現代史上著名文獻學家。他所著的《中國文獻學》于1982年由中州書畫社出版，此時中國的文化事業(yè)正值百廢待興時期，作者“將整理文獻必須具備的基礎知識詳加闡述于前。俾學者由此入門，以得整理文獻之術。”本書把傳統(tǒng)的歷史文獻學從偏狹的領域中解放出來，拆除了“文獻學”與“史學”森嚴的壁壘，恢復了漢唐歷史文獻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宗旨，確定了總體的文獻研究，劃定了文獻學的范圍，這是文獻學學科史上的一次質的飛躍；且以敘述式闡明內容，注重最新材料指引證，論斷富有前沿性、創(chuàng)新性、啟發(fā)性，是一部重要的研究性著述，標志著當代文獻學系統(tǒng)的構建。對文獻學教育、研究和文獻整理工作發(fā)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首先，在文獻學教育方面，這部書作為教材，在很多大專院校被廣泛采用；其次，20世紀80年代，文獻整理工作有較快發(fā)展，大批的古籍被整理出版；再次，在文獻研究上，這部書的出版起到了標志性的作用，標志著中國文獻學的最后確立。
2 簡評《中國文獻學》的體例
全書共十二編、六十章。第一編概述文獻學的范圍和任務；第二編介紹著作、編述、抄纂三者的區(qū)別；第三、四、五編分別論述整理古代文獻的基礎知識——版本、校勘和目錄；第六編介紹前人整理文獻的具體工作；第七編總結了前人文獻整理的豐碩成果；第八編介紹一些杰出的校讎學家整理文獻所取得的成就；第九編專門介紹清代考證學家整理文獻所取得的業(yè)績；第十編羅列近代學者對整理文獻的重大貢獻；第十一編提出今后整理文獻的重要工作；第十二編指出文獻學的主要任務及最終目的是“在對文獻進行整理、編纂、注釋工作的基礎上,去粗取精,刪繁就簡,創(chuàng)立新的體例,運用新的觀點,編述成有系統(tǒng)、有剪裁的總結性的,較全面、較完整的中華通史”。
3 簡評《中國文獻學》的內容
3.1 對古典文獻學知識體系的構建
作者圍繞“文獻整理”構建文獻學學科的理論體系，首先介紹文獻的載體，接著是文獻整理的重要方法，再輔以考證、翻譯、抄寫等方面的知識和方法，就構成了文獻學方法論的完整內容，這是此書的重點內容之一；另一個重點是介紹前人整理文獻的具體工作和豐碩成果，分歷代校讎學家、清代考證學家、近代整理文獻的著名學者三部分來敘述，重點突出、詳略得當。另外，作者始終站在文獻學研究的角度，用心收集大量的文獻材料，更好的論證觀點；最佳版本的應用也是一大亮點，使得著述具有可靠性、真實性、最佳性等功效。
3.2 明確文獻學的基本要求和任務
首先，作者從“文獻”本義出發(fā)，嚴格區(qū)分其研究范圍與古生物學、考古學的不同，得出結論:“文獻既是一個舊名詞，自有它原來的含義和范圍。我們今天既要借用這一名詞，便不應拋棄它的含義而填入別的內容。近人卻把具有歷史價值的古跡、古物、模型、繪畫，概稱為歷史文獻，這便推廣了它的含義和范圍，和‘文獻’二字的原意，是不相符合的。”作者從狹義上來解釋文獻，把是否有文字記載作為文獻的重要標志。
其次，他贊同梁啟超“廣義的史學，即文獻學”的論斷，闡述：“要很好地繼承過去校讎家們的方法和經驗，對那些保存下來的和已經發(fā)現的圖書資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簡、帛書），進行整理、編纂、注釋工作，是雜亂的資料條理化、系統(tǒng)化；古奧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尤其是將非書籍古代文獻排除，一改前人對“文獻”論述的偏失，“并且進一步的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條別流源，甄論得失，替研究工作者提供方便，節(jié)省時間，在研究、整理歷史文獻方面，做出有益的貢獻，這是文獻學的基本要求和任務。”——這是作者第一次闡明了文獻學的基本要求和任務，是對文獻學做出的一大貢獻。
3.3 批判地總結和繼承相關學術成果
作者對中國學術史上整理研究歷史文獻的積極成果，有所舍取，兼收并容，形成了自己的文獻觀。用大篇幅將前人整理文獻取得的卓著成加以總結，由遠至近：歷代校讎學家、清代考據學家、近代學者。讀者從中可以了解中國古代思想流變、學術特色、師承關系；也可以了解到作者的文獻觀，即把“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作為整理歷史文獻的最終目的和最高學術境界，把為人民大眾服務、寫出能為一般人民所接受的《通史》視作歷史文獻學家的天職，這是作者歷史文獻觀的社會落腳點與最后的歸宿。
3.4 對文獻學方法的新探索
全書立論以學術史為依托，扎實理清學術史中的基礎知識，對文獻學方法總結的新探索。以文獻學而言，古代即稱校讎學，其主要方向為目錄、版本、�？比�，因此該著作的第三、四、五編以此作為整理文獻的基礎知識，第六編又從前人整理文獻的具體工作中，抽繹出抄寫、注解、翻譯、考證、辨?zhèn)�、輯佚六種，這實際上是基礎知識的延伸與補充。
尤其是第六編第三章介紹的“翻譯”方法。20世紀30年代二鄭兄弟在《概要》把“翻譯”列入文獻學研究體系——突破了古典文獻學的研究范圍，作者亦對此問題認識深刻，論述詳盡。本書有言“我國學者對于域外文獻之整理，在兩個大時期內，進行了大量的翻譯工作。一是隋唐以前由印度傳入的佛典；二是明清以來由西歐輸入的科學書籍。”“翻譯”既與古典文獻學的研究密不可分，對現代文獻學的研究更是題中應有之義。隨著科技的發(fā)展，傳播信息載體的變化，翻譯作為世界文化的橋梁，是現代文獻學的重要內容之一。作者此舉不僅總結了古典文獻學，更開啟了現代文獻學的研究。
4 結語
張舜徽不愧為中國現代文獻學的開創(chuàng)者和奠基人，他的文獻學觀不僅為中國學術思想寶庫增添了新的遺產和光輝，而且為中國現代學術的創(chuàng)新、為廣大文獻學工作的發(fā)展指明了方向與道路。他在《中國文獻學》該書中所表達出的扎實的基本功、廣博的知識面、頑強的鉆研力，更應為廣大文獻工作者所努力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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