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文學的“復調(diào)小說”傳統(tǒng)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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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導讀:：“復調(diào)小說”理論是由前蘇聯(lián)文學理論家巴赫金于1963年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藝術(shù)形式獨特性時提出的，但陀氏絕非這種創(chuàng)作方法的始作俑者，在他之后也還有不少俄國作家成功地運用了這種藝術(shù)技巧，本文將俄國文學中的“復調(diào)小說”傳統(tǒng)展開論述并分析“復調(diào)小說”產(chǎn)生的原因。
論文關(guān)鍵詞：外國文學，俄國復調(diào)小說
“復調(diào)小說”理論是由前蘇聯(lián)文學理論家米哈伊爾·米哈伊洛維奇·巴赫金于1929年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藝術(shù)形式上的獨特性的《陀思妥耶夫斯的創(chuàng)作問題》中提出的，他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文學的主要貢獻在于他一反傳統(tǒng)小說的“獨白式”結(jié)構(gòu)框架，創(chuàng)造出一種多聲部的、全面對話的“復調(diào)小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人是破碎的完整體，作品中有眾多各自獨立而不融合的聲音和意識，每個聲音和意識都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價值，這些多音調(diào)并不要在作者的統(tǒng)一意識下層層展開，而是平等地各抒己見。每個聲音都是主體，議論不局限于刻畫人物或展開情節(jié)的功能，還被當作是另一個人的意識，即他人的意識，但并不對象化，不囿于自身，不變成作者意識的單純客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根本上是屬于個人的世界。小說具有對話性。作家和作品中的每個人物像樂曲中的不同聲部，互相對話、互不干擾的存在著，共同奏成交響曲。巴赫金認為復調(diào)小說的主人公結(jié)構(gòu)中的主要藝術(shù)成分是“自我意識”。作家主要是寫人的思想和心理，而不是以塑造人物性格為主要目標，作家正是通過主人公與作者的對話，主人公與主人公的對話，主人公與自我的對話，充分展示主人公的自我意識，意識沖突以及復雜的內(nèi)心世界。
在俄國文學史上外國文學，陀氏是“復調(diào)小說”的集大成者，但是在文學作品中運用“復調(diào)”手法是從普希金開始的。普希金于1936年創(chuàng)作了他的中篇小說名篇《上尉的女兒》。這部小說的歷史背景是普加喬夫起義。葉卡杰琳娜統(tǒng)治時期，采取了許多維護大貴族和大地主利益的政策，殘酷剝削和壓榨廣大人民。1773年9月17日，葉梅連·普加喬夫率領(lǐng)由80多名哥薩克組成的小隊伍去攻打雅伊克城堡，揭開了揭義的序幕。他宣布解放農(nóng)奴，取消人丁稅，給農(nóng)民分土地和森林等。因此，起義隊伍不斷發(fā)展壯大，很快席卷了包括奧倫堡邊區(qū)，烏拉爾、烏拉爾山區(qū)、西西伯利亞、伏爾加河中下游地區(qū)等廣大地區(qū)，踴躍參戰(zhàn)的起義者達10萬人，直接威脅到了莫斯科。但由于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上的失誤，加上沙皇的重兵鎮(zhèn)壓，普加喬夫所領(lǐng)導的農(nóng)民戰(zhàn)爭以失敗告終，普加喬夫也于1775年被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處死。在官方的眼中，盡管普加喬夫有許多傳奇的經(jīng)歷，但他是一個叛亂者，因此，警告普希金不要將這樣的人物寫進文學作品中。此前，普希金曾在廣泛采訪和收集資料的基礎上，寫過一部《普加喬夫史》，在那部著作中，作者是以歷史學家的立場進行中性敘述的，并且?guī)в休^明顯的官方色彩，普加喬夫被描寫成一個“詭詐而有著傳奇經(jīng)歷的大盜”。但是在《上尉的女兒》中，作者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的卻是一個英武、和善、講義氣、平易近人的農(nóng)民領(lǐng)袖形象。小說以貴族青年軍官格里尼奧夫的個人遭遇為線索，再現(xiàn)了普加喬夫起義的歷史中國論文下載中心。格里尼奧夫到邊防炮臺就職，中途為暴風雪所阻，偶然和普加喬夫結(jié)識，并送給他一件兔皮襖。后來，格里尼奧夫愛上了駐地上尉司令米隆諾夫的女兒瑪麗亞。普加喬夫率領(lǐng)農(nóng)民起義軍，攻破炮臺，殺死了司令夫婦，格里尼奧夫也被義軍俘獲。普加喬夫很重舊情，把他釋放，并成全他的婚事。普加喬夫起義失敗后，格里尼奧夫因此事受到懷疑，被政府逮捕。上尉的女兒瑪麗亞謁見女皇葉卡捷林娜二世，澄清了懷疑，格里尼奧夫被釋放。小說雖然以上尉之女瑪麗亞與故事講述者——青年軍官格里尼奧夫的愛情為主線，但小說中最引人注目的卻是普加喬夫的形象。在普希金的史著中，事件的敘述者和作者的立場是統(tǒng)一的，盡管在某種程度上作者也可以表達有別于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思想，但總體而言，這種描述是中性的。而在小說中。作為敘述者的沙皇軍官格里尼奧夫擁有一種明顯的官方立場外國文學，他在敘事中多次使用“叛亂”、“強盜”等字眼來稱謂農(nóng)民起義，但小說不同于歷史著述之處，在于它的敘事立場是隱含于對事件的重新描述之中的。作者借鑒英國歷史小說作家司格特的經(jīng)驗，對歷史題材進行生活化的處理，把虛構(gòu)的人物和歷史人物、個人的悲歡離合和波瀾壯闊的歷史事件有機地糅合在一起，既賦予虛構(gòu)人物以特定的歷史時代特征，又使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顯得生動豐滿。作者通過格里尼奧夫的回憶顯示了普加喬夫酷愛自由的理想：“寧可做痛飲一次活血的雄鷹，不愿做茍食300年腐肉的烏鴉”。戰(zhàn)場上的英勇無畏，軍事會議上的作風民主與機智謀略，以及人民群眾熱烈歡迎起義軍的場面。這些是客觀的，但作品的感人之處以及把敘述者與普加喬夫聯(lián)系在一起的事件在于：格里尼奧夫在風雪夜迷路時遇到了好心的向?qū)�，他為了感激向�(qū)О炎约旱耐闷ひ\送給了他，而這個向?qū)∏【褪桥褋y首領(lǐng)普加喬夫；而后者在格里尼奧夫被叛軍抓到后又釋放了他，并親自送他去與瑪麗亞相會。作者在描述這個情節(jié)是，不斷表示格里尼奧夫?qū)ζ占訂谭虻臄硨B(tài)度。他說：“最完善而持久的改革，應當是由于風氣的改良而來，不經(jīng)過任何暴力震動”，并指責是農(nóng)民起義帶來了戰(zhàn)亂。但普加喬夫的重情重義，以及格里尼奧夫目睹的現(xiàn)實狀況，卻在客觀上突顯了普加喬夫的感人形象。有的論者將這篇小說的敘事方法歸結(jié)為“隱含的作者”，認為真正作者的思想是通過隱含的作者表達出來的。[①]其實，作品中的格里尼奧夫是一個多重意識的復合體。他所處的出身與他的地位——貴族青年軍官身份決定了他深受官方正統(tǒng)思想熏陶，因此，在他眼中叛亂就是不對的，是大逆不道的，因此他才會對普加喬夫持敵對態(tài)度。而現(xiàn)實的接觸又使他感到了普加喬夫的可親可敬之處，雖然他從思想上很難認同普加喬夫，但事實又是不能抹殺的，而他的實事求是的敘述卻又是違反了他本人的意識形態(tài)的。這就形成了相互沖突的兩種話語。并且在通篇以格里尼奧夫筆記的第一人稱敘述后，作品的最后改以超文本的第三人稱的敘述方式說“格里尼奧夫的筆記至此為止，從他家庭傳下來的故事中知道，他一七七四年底被釋放，是女皇下的令；普加喬夫死刑那天他也在場，在人群中這人認出了他，還對他點了點頭，就是那顆頭，一分鐘后，它就死了，血淋淋的，拿去示眾了。”這段超文本從事件參與者的情感型敘事轉(zhuǎn)入了第三者的中立敘事，但這段敘述卻表明了普加喬夫面對死亡的坦然和充滿自信，形成文本中的另一維話語。小說中既有主人公的意識沖突，又有第三人稱的中立敘事，多重話語的“復調(diào)”給我們烘托出一個真實可敬、親切、平易近人的農(nóng)民領(lǐng)袖形象。
繼普希金之后，“復調(diào)小說”的藝術(shù)手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得到了成功的運用�！蹲锱c罰》中的主人公的拉斯柯爾尼科夫是具有獨立意識的主體，它固然是作者所描寫的客體外國文學，但并不受作者立場的左右。作者對其進行思想評價也是站在平等的地位，而不是居高臨下，這樣，拉斯柯爾尼科夫便成為一個客觀存在，以沒有先入之見的姿態(tài)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是一個堅信上帝的人，而拉斯柯爾尼科夫卻是一個無神論者，不愿像馬爾美拉陀夫那樣任人宰割，他打算用“實驗”來證明自己是一個很“不平凡的人”。他是在小酒館聽到一群大學生議論某老太婆為富不仁，恨不得奪富濟貧而受到啟發(fā)，萌生殺死她的念頭的，小說表明殺人動機也有好的一面：為窮人。從平時的言行上看，拉斯科爾尼科夫確有善良的一面，如周濟困難的同學；殺人之后并未獨吞錢財，而是藏起來擬留待窮人之需；還把家里剛剛寄來的生活費全部貢獻給被馬車軋死的醉漢的家屬，以幫助她們度過難關(guān)。因而小說令人感到這個殺人不手軟的兇犯并非面目可憎，而是善與惡奇異地結(jié)合于一身。作為一個復調(diào)對話中的思想者，拉斯柯爾尼科夫深受馬基雅維利“超道德政治論”和尼采“超人哲學”的影響。他的理論核心是“犯罪有理”：即上帝的法則如果不能施行，則擁有強大力量的某些人可以代行上帝之職，來懲戒人間之惡，而為了達到更偉大的目標，這些人可以不擇手段，在他看來，上帝并不能給世人以任何回報，因此，信仰是沒有意義的，所以他才質(zhì)疑索尼婭：上帝“給了你什么”？上帝不能做的，他便有權(quán)利來做。在他看來人分成“凡人”和“超人”，“凡人”是如畜生的蕓蕓眾生，而少數(shù)“超人”則是成就功名的材料，是生活的主宰。“超人”為了出人頭地，可以為所欲為，甚至“蹚過血泊”去奪取功名，于是拉斯科爾尼科夫要像拿破侖那樣成為超人。相反，如果不去殺人，他自己便成了“凡人”和“畜生”了，他絕不甘心。《罪與罰》中存在著人物之間的對話，人物自我對話，人物與作者的對話中國論文下載中心。作者在作品中不是對拉斯科爾尼科夫的思想進行評判，而是借助索尼婭表達自己的立場。在《罪與罰》中，索尼婭是苦難和贖罪的化身，她雖然要靠賣淫養(yǎng)活家人，但她有著對上帝的信仰、基督式的愛、忍受苦難的精神。因為她的存在，拉斯科爾尼科夫的思想才沒有像在西歐的世俗社會那樣成為獨白，而是處在與信仰者索尼婭對話的平臺上。拉斯柯爾尼科夫殺人后，因內(nèi)心處于痛苦的矛盾沖突中，無法擺脫內(nèi)心的恐懼外國文學，他感到自己原先的一切美好的感情都隨之泯滅了，他意識到自己的“實驗”失敗了。所以他懷著痛苦的心情來到索尼婭處，受到索尼婭宗教思想的感召，向她說出了犯罪的真相與動機。在索尼婭的勸說下，他向警方投案自首。雖然他在最后打開了福音書，但并不表明他完全認同了索尼婭的信仰立場，他還會繼續(xù)進行思想探索，展開與自我、與他人的思想交鋒和意識交流的。雖然，作者在作品中宣揚了自己的宗教思想，并似乎讓這種思想取得了勝利，但在一個惡勢力橫行的社會中，雖然不能任由個人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改造世界，任由叢林法則合理化，但一味的忍受苦難肯定是行不通的，拉斯柯爾尼科夫也不會完全認同這種理論。這種全面對話的手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窮人》、《卡拉馬佐夫兄弟》等許多作品中也有很好的表現(xià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