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述從嚴復的翻譯標準到功能語言學的翻譯目標
2016-04-25 18:01:05 安裝信息網(wǎng)
論文摘要：中國傳統(tǒng)譯論中，嚴復的“信、達、雅”翻譯標準可謂是翻譯界的金科玉律，它出自于中國近代優(yōu)秀思想家、翻譯家嚴復之口，在國內(nèi)譯界歷經(jīng)百年仍然具有無法替代的影響力。相對而言，功能語言學是一門新興的學科，它將語言的功能分為三大純理功能，而正是這一思路為實現(xiàn)嚴復的“信、達、雅”提供更為具體的操作途徑，克服了嚴復翻譯標準中的抽象與縹緲，使得這三個字不再可望而不可及。
論文關鍵詞：翻譯標準,傳統(tǒng)譯論,功能語言學
在人類歷史上，自從不同國度之間有了文化與經(jīng)濟的交流，翻譯活動與翻譯研究就沒有停止過。事實上，翻譯研究是個開放的活動，永遠不會有終結，我們也不指望翻譯研究達到一個一勞永逸的結論。
在中國，嚴復的“信”“達”“雅”影響了我們幾代人，錢鐘書的“化境”說為我們提供了理想翻譯的最高境界，還有傅雷的“神似”理論、許淵沖的“三美”原則，它們都為中國翻譯提供了可供借鑒的思路與目標，同時也揭示了翻譯的本質(zhì)。
在西方，也出現(xiàn)了許多的翻譯理論，其中最具影響力的當屬奈達的動態(tài)對等翻譯理論、紐馬克的文本類別翻譯理論和漢斯的目的論翻譯理論。
但在眾多翻譯理論之中，嚴復的“信、達、雅”標準一直在中國享有經(jīng)久不衰的地位，本文將從嚴復的翻譯標準出發(fā)，論述功能語言學翻譯標準的可行性。
1．嚴復的翻譯標準
嚴復是中國近代著名的維新啟蒙思想家，也是我國近代第一個系統(tǒng)介紹西方學術名著的翻譯家（郭延禮，1998:237）。
嚴復在《天演論·譯例言》中寫道：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上焉。在嚴復的心中，“信”就是忠實于原著，“達”就是譯文通順暢達，而“雅”則是指譯文之文采。當然，嚴復的“雅”還指譯者應使用漢代以前的字法和句法。他說：“實則精理微言，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為達意；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雅�！濒斞敢舱f：“嚴復的譯文桐城氣息十足，連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搖頭晃腦的讀起來，真是音調(diào)鏗鏘，使人不自覺其頭暈�！保斞福�1981:381）片面求雅，也給嚴復帶來了艱深難懂的毛病，非多讀古書之人簡直不明白。盡管如此，嚴復所提出的“信、達、雅”作為翻譯標準則是他的卓見。這樣完整而有機地把“信、達、雅”作為翻譯標準的，嚴復乃是第一人，在近代乃至中國翻譯史上均有重要的地位，并產(chǎn)生過很大反響。嚴復這一翻譯理論的建構，乃是他在翻譯實踐中深刻體驗的總結，這一翻譯標準，具有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意義。它一方面是對歷史上佛經(jīng)翻譯理論的繼承，另方面又是翻譯理論在近代新條件下的發(fā)展，故一直受到學術界和翻譯界的重視，并奉為翻譯界的金科玉律（郭延禮，1998:245）。
盡管如此，我們在對這一經(jīng)久不衰的翻譯標準敬畏崇拜的同時，也有一種茫然情緒：我們并不能說清如何能做到“信、達、雅”，更不清楚達到“信、達、雅”翻譯標準的具體操作策略。
有人說翻譯是藝術。筆者非常認同這一說法，尤其體現(xiàn)在翻譯的復雜性方面更是如此。既然翻譯是藝術，那么它就不可能輕易為人所掌握，它的技巧與創(chuàng)作手法有時就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而嚴復所提出的“信、達、雅”標準正可謂如此。為此，我們可以試圖用某一稱得上“科學”的手法去達到“藝術”的標準。這一“科學”途徑則非語言學莫屬了。眾所周知，語言學是研究語言的科學，它有非常系統(tǒng)詳盡的系統(tǒng)，有很強的操作性。如果翻譯這門“藝術”與語言學這門“科學”結合起來，或換言之，以語言學的“科學”思路來研究翻譯這門“藝術”，那么就可能使諸如翻譯標準等這些原本較為抽象的東西具體化，使傳統(tǒng)的翻譯原則更具可操作性。
2.功能語言學在翻譯研究方面的優(yōu)勢
如前文所述，琳瑯滿目的中國傳統(tǒng)譯論有其不可替代的優(yōu)勢，它們幫助了幾代中國譯者產(chǎn)生了無數(shù)優(yōu)秀譯作。然而，它們的最大弱點就是過于縹緲，過于宏觀，缺乏可操的具體細則。因此，我們試圖以西方語言學理論對其進行適當?shù)难a充，那么它們的實用性就會大大增強。比如嚴復所說的“忠”，一定是指譯作對原文的“忠”，那么對原作的理解與分析就至關重要了，而功能語言學正適用于對文本作詳細準確的解讀。
不僅僅是翻譯，文本的解讀發(fā)生于許多語言過程中，諸如文本的產(chǎn)生，文本的闡釋和使用文本表達客觀世界等語言活動。翻譯活動中對原語的解讀是一種最為直白最為完全的思維努力活動，即對一種不同的自然語言的解碼（Neubert,1994:101）。
任何譯者，在著手進行翻譯之前，都會毫無例外地對原文進行分析與解讀。近年來，在語言學界出現(xiàn)了很多的語篇分析方法，有多少種翻譯理論幾乎就有多少種語篇分析方法（Newmark,2001:67）。從某種程度上講，語篇分析的動力來自于眼前的應用而不是對語言的整體思考。就本文而言，翻譯是對原語分析的最直接的動力（Neubert,1994:78）。韓禮德認為，翻譯活動中譯者往往首先關注原文的語言形式，然后研究它的功能，考慮它在交際中的本質(zhì)，同時對整個語篇進行綜合研究。當然這一切均在無意識中進行（Halliday/Hansan,1989:35）�？梢哉f，功能語言學為文本分析提供了一個非常詳盡系統(tǒng)可靠的框架。
就語篇分析而言，系統(tǒng)功能分析方法的主要特點之一就是能對文本的詳盡信息進行定位與解讀。這是整個翻譯過程至關重要的過程，也是產(chǎn)生優(yōu)秀譯作的前提。通過系統(tǒng)功能分析，我們能夠把文本分按功能分成若干部分，或換言之，分為概念功能、人際功能和語篇功能。 這些功能統(tǒng)稱為語言的純理功能。它們是語言功能與意義的不同側面，同時在交際中起作用。要想對整個文本進行徹底的解讀，將這些功能分解為獨立的部分并對其詳細分析是非常有必要的。因此，系統(tǒng)功能語言學位翻譯提供了非常可靠的理論基礎。
3.功能語言學的翻譯目標：純理功能的最大限度傳譯
眾多的中外翻譯理論無疑對翻譯研究和翻譯實踐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然而，從另一角度看，翻譯理論的琳瑯滿目也使翻譯初學者無所適從，因此，我們試圖尋求一條吸收各家之長的中間途徑，制定出操作性強的翻譯原則。而功能語言學為這一努力提供了可靠的理論基礎，因為它首先能夠提供系統(tǒng)客觀的原文分析，而原文的分析是翻譯的至關重要部分，許多翻譯作品正是由于譯者對原文信息的疏漏或曲解，才導致了翻譯的偏差�；陧n禮德的系統(tǒng)功能理論，我們不妨做一個假設：在翻譯過程中，如果原語的純理功能能夠被完全準確地傳譯到譯入語中去，那么所得到的翻譯產(chǎn)品一定是完美的。但在翻譯實踐中，同時傳譯三大純理功能絕非易事。純理功能是所有語言的普遍語義特征，它們與語言的語義特征和結構特征密切相關。某一特定的純理功能在這種語言中如此表達，而在另一種語言中卻可能那樣表達。這種變化無疑對翻譯活動產(chǎn)生重要影響，或準確的說，給翻譯活動增添了復雜性。因此，我們尋求的目標不再是完全準確地傳譯純理功能，而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傳譯兩種語言的純理功能。也就是說，并不是所有的優(yōu)秀翻譯都必須做到純理功能完全對等，這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行不通的。兩種語言之間的任何差異都會導致某一文本純理功能分布的不均衡，而翻譯活動的首要動因就是語言差異。人們因差異而翻譯，又因翻譯而產(chǎn)生差異，這種差異主要體現(xiàn)于原文和譯文純理功能上的偏離。這是客觀的，不可避免的，也是合理的。從嚴格意義上講，原文和譯文在純理功能上實現(xiàn)三維的立體完全對等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們?yōu)榉g活動提出了比較切合實際的功能對等目標：如果不能同時傳譯原文的三種純理功能，那么應根據(jù)原文的語境和翻譯目的，優(yōu)先傳譯某一純理功能，同時最大限度地傳譯其他兩種功能。在實際操作中，譯者可以從傳譯‘概念功能’的功能成分開始，然后根據(jù)需要進行調(diào)整，做到突出重點‘純理功能’，兼顧所有‘純理功能’。因為概念功能反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涵蓋語言的最基本信息。概念功能的成功傳譯能為其他兩個純理功能的傳譯打下基礎。
這種做法是與人類語言的趨同性相一致的。這種趨同性表現(xiàn)為，人類語言的初始功能是一致的，各語言的內(nèi)核都是相同或至少是相似的。因此那些最基本的句型往往都可以在另一種語言中找到它們的對等形式。在翻譯實踐中，譯者為了追求原文和譯文的概念功能對等，往往首先追求功能成分諸如參與者、過程類型和環(huán)境成分等方面的形式對等。因為概念功能是由這些具體的語言形式來體現(xiàn)的，合適的形式可以表達確切的內(nèi)容。實踐證明，功能成分的形式對等往往導致概念功能對等。在很多情況下，在準確傳譯概念功能的同時，其他兩種純理功能就會自動隨概念功能一起融入到譯文之中。
4．結語
中國傳統(tǒng)譯論是無數(shù)翻譯大師們在翻譯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精華，是中國翻譯史中的瑰寶。正因如此，它們對我們許多普通譯者來說似乎是渴望而不可及的。功能語言學恰好彌補了這一缺憾，使得原本抽象的中國譯論變得具體化。我們可以從追求中國傳統(tǒng)譯論的“忠實”開始，到功能語言學的“功能對等”結束，這一過程經(jīng)過了具體的可控的步驟，使得翻譯研究和翻譯實踐變得有章可循�？梢哉f，功能語言學是翻譯研究的最佳途徑之一。
參考文獻
1 郭延禮. 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M]. 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8.
2 魯迅. 魯迅全集[C].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
3 Halliday, M. A. K., Hansan R. 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 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al-semiotic perspective[M].Landon: Edward Arnold Limited, 1989.
4 Neubert, A. Translation in Context: the Cultural Aspect[M].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5 Newmark, Perter.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論文關鍵詞：翻譯標準,傳統(tǒng)譯論,功能語言學
在人類歷史上，自從不同國度之間有了文化與經(jīng)濟的交流，翻譯活動與翻譯研究就沒有停止過。事實上，翻譯研究是個開放的活動，永遠不會有終結，我們也不指望翻譯研究達到一個一勞永逸的結論。
在中國，嚴復的“信”“達”“雅”影響了我們幾代人，錢鐘書的“化境”說為我們提供了理想翻譯的最高境界，還有傅雷的“神似”理論、許淵沖的“三美”原則，它們都為中國翻譯提供了可供借鑒的思路與目標，同時也揭示了翻譯的本質(zhì)。
在西方，也出現(xiàn)了許多的翻譯理論，其中最具影響力的當屬奈達的動態(tài)對等翻譯理論、紐馬克的文本類別翻譯理論和漢斯的目的論翻譯理論。
但在眾多翻譯理論之中，嚴復的“信、達、雅”標準一直在中國享有經(jīng)久不衰的地位，本文將從嚴復的翻譯標準出發(fā)，論述功能語言學翻譯標準的可行性。
1．嚴復的翻譯標準
嚴復是中國近代著名的維新啟蒙思想家，也是我國近代第一個系統(tǒng)介紹西方學術名著的翻譯家（郭延禮，1998:237）。
嚴復在《天演論·譯例言》中寫道：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上焉。在嚴復的心中，“信”就是忠實于原著，“達”就是譯文通順暢達，而“雅”則是指譯文之文采。當然，嚴復的“雅”還指譯者應使用漢代以前的字法和句法。他說：“實則精理微言，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為達意；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雅�！濒斞敢舱f：“嚴復的譯文桐城氣息十足，連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搖頭晃腦的讀起來，真是音調(diào)鏗鏘，使人不自覺其頭暈�！保斞福�1981:381）片面求雅，也給嚴復帶來了艱深難懂的毛病，非多讀古書之人簡直不明白。盡管如此，嚴復所提出的“信、達、雅”作為翻譯標準則是他的卓見。這樣完整而有機地把“信、達、雅”作為翻譯標準的，嚴復乃是第一人，在近代乃至中國翻譯史上均有重要的地位，并產(chǎn)生過很大反響。嚴復這一翻譯理論的建構，乃是他在翻譯實踐中深刻體驗的總結，這一翻譯標準，具有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意義。它一方面是對歷史上佛經(jīng)翻譯理論的繼承，另方面又是翻譯理論在近代新條件下的發(fā)展，故一直受到學術界和翻譯界的重視，并奉為翻譯界的金科玉律（郭延禮，1998:245）。
盡管如此，我們在對這一經(jīng)久不衰的翻譯標準敬畏崇拜的同時，也有一種茫然情緒：我們并不能說清如何能做到“信、達、雅”，更不清楚達到“信、達、雅”翻譯標準的具體操作策略。
有人說翻譯是藝術。筆者非常認同這一說法，尤其體現(xiàn)在翻譯的復雜性方面更是如此。既然翻譯是藝術，那么它就不可能輕易為人所掌握，它的技巧與創(chuàng)作手法有時就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而嚴復所提出的“信、達、雅”標準正可謂如此。為此，我們可以試圖用某一稱得上“科學”的手法去達到“藝術”的標準。這一“科學”途徑則非語言學莫屬了。眾所周知，語言學是研究語言的科學，它有非常系統(tǒng)詳盡的系統(tǒng)，有很強的操作性。如果翻譯這門“藝術”與語言學這門“科學”結合起來，或換言之，以語言學的“科學”思路來研究翻譯這門“藝術”，那么就可能使諸如翻譯標準等這些原本較為抽象的東西具體化，使傳統(tǒng)的翻譯原則更具可操作性。
2.功能語言學在翻譯研究方面的優(yōu)勢
如前文所述，琳瑯滿目的中國傳統(tǒng)譯論有其不可替代的優(yōu)勢，它們幫助了幾代中國譯者產(chǎn)生了無數(shù)優(yōu)秀譯作。然而，它們的最大弱點就是過于縹緲，過于宏觀，缺乏可操的具體細則。因此，我們試圖以西方語言學理論對其進行適當?shù)难a充，那么它們的實用性就會大大增強。比如嚴復所說的“忠”，一定是指譯作對原文的“忠”，那么對原作的理解與分析就至關重要了，而功能語言學正適用于對文本作詳細準確的解讀。
不僅僅是翻譯，文本的解讀發(fā)生于許多語言過程中，諸如文本的產(chǎn)生，文本的闡釋和使用文本表達客觀世界等語言活動。翻譯活動中對原語的解讀是一種最為直白最為完全的思維努力活動，即對一種不同的自然語言的解碼（Neubert,1994:101）。
任何譯者，在著手進行翻譯之前，都會毫無例外地對原文進行分析與解讀。近年來，在語言學界出現(xiàn)了很多的語篇分析方法，有多少種翻譯理論幾乎就有多少種語篇分析方法（Newmark,2001:67）。從某種程度上講，語篇分析的動力來自于眼前的應用而不是對語言的整體思考。就本文而言，翻譯是對原語分析的最直接的動力（Neubert,1994:78）。韓禮德認為，翻譯活動中譯者往往首先關注原文的語言形式，然后研究它的功能，考慮它在交際中的本質(zhì)，同時對整個語篇進行綜合研究。當然這一切均在無意識中進行（Halliday/Hansan,1989:35）�？梢哉f，功能語言學為文本分析提供了一個非常詳盡系統(tǒng)可靠的框架。
就語篇分析而言，系統(tǒng)功能分析方法的主要特點之一就是能對文本的詳盡信息進行定位與解讀。這是整個翻譯過程至關重要的過程，也是產(chǎn)生優(yōu)秀譯作的前提。通過系統(tǒng)功能分析，我們能夠把文本分按功能分成若干部分，或換言之，分為概念功能、人際功能和語篇功能。 這些功能統(tǒng)稱為語言的純理功能。它們是語言功能與意義的不同側面，同時在交際中起作用。要想對整個文本進行徹底的解讀，將這些功能分解為獨立的部分并對其詳細分析是非常有必要的。因此，系統(tǒng)功能語言學位翻譯提供了非常可靠的理論基礎。
3.功能語言學的翻譯目標：純理功能的最大限度傳譯
眾多的中外翻譯理論無疑對翻譯研究和翻譯實踐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然而，從另一角度看，翻譯理論的琳瑯滿目也使翻譯初學者無所適從，因此，我們試圖尋求一條吸收各家之長的中間途徑，制定出操作性強的翻譯原則。而功能語言學為這一努力提供了可靠的理論基礎，因為它首先能夠提供系統(tǒng)客觀的原文分析，而原文的分析是翻譯的至關重要部分，許多翻譯作品正是由于譯者對原文信息的疏漏或曲解，才導致了翻譯的偏差�；陧n禮德的系統(tǒng)功能理論，我們不妨做一個假設：在翻譯過程中，如果原語的純理功能能夠被完全準確地傳譯到譯入語中去，那么所得到的翻譯產(chǎn)品一定是完美的。但在翻譯實踐中，同時傳譯三大純理功能絕非易事。純理功能是所有語言的普遍語義特征，它們與語言的語義特征和結構特征密切相關。某一特定的純理功能在這種語言中如此表達，而在另一種語言中卻可能那樣表達。這種變化無疑對翻譯活動產(chǎn)生重要影響，或準確的說，給翻譯活動增添了復雜性。因此，我們尋求的目標不再是完全準確地傳譯純理功能，而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傳譯兩種語言的純理功能。也就是說，并不是所有的優(yōu)秀翻譯都必須做到純理功能完全對等，這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行不通的。兩種語言之間的任何差異都會導致某一文本純理功能分布的不均衡，而翻譯活動的首要動因就是語言差異。人們因差異而翻譯，又因翻譯而產(chǎn)生差異，這種差異主要體現(xiàn)于原文和譯文純理功能上的偏離。這是客觀的，不可避免的，也是合理的。從嚴格意義上講，原文和譯文在純理功能上實現(xiàn)三維的立體完全對等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們?yōu)榉g活動提出了比較切合實際的功能對等目標：如果不能同時傳譯原文的三種純理功能，那么應根據(jù)原文的語境和翻譯目的，優(yōu)先傳譯某一純理功能，同時最大限度地傳譯其他兩種功能。在實際操作中，譯者可以從傳譯‘概念功能’的功能成分開始，然后根據(jù)需要進行調(diào)整，做到突出重點‘純理功能’，兼顧所有‘純理功能’。因為概念功能反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涵蓋語言的最基本信息。概念功能的成功傳譯能為其他兩個純理功能的傳譯打下基礎。
這種做法是與人類語言的趨同性相一致的。這種趨同性表現(xiàn)為，人類語言的初始功能是一致的，各語言的內(nèi)核都是相同或至少是相似的。因此那些最基本的句型往往都可以在另一種語言中找到它們的對等形式。在翻譯實踐中，譯者為了追求原文和譯文的概念功能對等，往往首先追求功能成分諸如參與者、過程類型和環(huán)境成分等方面的形式對等。因為概念功能是由這些具體的語言形式來體現(xiàn)的，合適的形式可以表達確切的內(nèi)容。實踐證明，功能成分的形式對等往往導致概念功能對等。在很多情況下，在準確傳譯概念功能的同時，其他兩種純理功能就會自動隨概念功能一起融入到譯文之中。
4．結語
中國傳統(tǒng)譯論是無數(shù)翻譯大師們在翻譯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精華，是中國翻譯史中的瑰寶。正因如此，它們對我們許多普通譯者來說似乎是渴望而不可及的。功能語言學恰好彌補了這一缺憾，使得原本抽象的中國譯論變得具體化。我們可以從追求中國傳統(tǒng)譯論的“忠實”開始，到功能語言學的“功能對等”結束，這一過程經(jīng)過了具體的可控的步驟，使得翻譯研究和翻譯實踐變得有章可循�？梢哉f，功能語言學是翻譯研究的最佳途徑之一。
參考文獻
1 郭延禮. 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M]. 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8.
2 魯迅. 魯迅全集[C].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
3 Halliday, M. A. K., Hansan R. 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 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al-semiotic perspective[M].Landon: Edward Arnold Limited, 1989.
4 Neubert, A. Translation in Context: the Cultural Aspect[M].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5 Newmark, Perter.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關鍵字：教育,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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